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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暴妇女服务的整合模式

石彤

【内容提要】 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数据表明,受暴妇女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对受暴妇女的服务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且服务缺乏整合。本文提出建构受暴妇女的本土服务模式,即服务整合模式,它是指社会将能够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不同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受暴妇女服务的效果的方式及其研究。本文拟从理念创新、政府支持、网络缔结、社区干预、学科研究5个方面建构服务整合模式。 【关 键 词】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

国际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家庭暴力问题,20世纪80年代香港逐渐开展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和服务。中国对家庭暴力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工作以及司法界、非政府组织逐渐展开了对家庭暴力的研究与服务。目前,对受暴妇女的介入与服务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宏观介入与间接服务,进行舆论宣传和政策倡导,致力于从立法和司法上防治家庭暴力;二是微观介入与直接服务,主要是为受暴妇女提供庇护救助等具体服务。但是,在实践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服务体系。本文通过对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研究,以期为建立系统协调服务机制,实现家庭暴力防治目标提供支持。 一、研究背景

对受暴妇女服务的整合模式研究,是以一项针对“受暴妇女需求及服务”的实证研究为依据的。研究数据显示了受暴妇女的需求及服务状况,特别是受暴妇

女的需求及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这为构建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奠定了基础,也佐证了构建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的必要性。

“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是国内第一个针对受暴妇女需求和服务的专项调查。该调查是《受暴妇女支持联合倡导项目》的实证研究部分,项目由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与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部中国项目办公室合作支持7家机构,包括北京市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湖北省孝感市妇联、辽宁省妇联、山东省青岛市妇联、河南省漯河市妇联、河北省青龙县妇联、江苏省徐州市家暴庇护中心及合作伙伴中国矿业大学社会工作系在7个地区开展的。调查时间为2008年1月至2008年7月,获得473份有效问卷。笔者受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与美国律师协会委托执笔撰写了“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报告”。 (一)受暴妇女对服务的需求

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机构有主导机构和辅助机构!案玖保27.0%)、“派出所/110”(20.6%)、“居(村)委会”(12.5%)是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三大传统主导机构!胺ㄔ骸保8.1%)、“受暴妇女法律援助中心”(5.4%)、“心理咨询机构”(4.9%)、“对方的工作单位”(4.3%)、“社区家暴投诉点救助点”和“庇护所/救助站”(均占3.8%)、“热线电话”(3.2%)、“伤情鉴定中心”(2.7%)、“工会”(2.0%),是受暴妇女希望得到服务的新型辅助机构。

受暴妇女希望得到的具体服务包括希望针对自己的服务和针对施暴者的服务,希望针对自己的服务主要有:“制止对方暴力,但不离婚”(16.9%),“情感支持”(14.8%),“离婚”(12.6%),还有“得到经济赔偿”(8.7%),“法律援助”(7.4%),“住房”(6.8%),“取得孩子抚养权,拿到孩子抚养费”(4.4%),“制止对方在离婚后继续暴力”(4.2%),“找工作”(3.2%),“医疗服务”(2.1%)等。

受暴妇女希望针对施暴者的服务主要是“对施暴者进行矫治”(16.5%)。她们希望对待施暴者方式多样,依次是:“说服教育”(24.3%),“心理辅导”(15.1%),“离婚”(14.2%),“警告”(8.8%),“强制治疗”(7.6%),“拘留”(7.5%),“治安处!保7.1%),“判刑”(5.4%),“社区服务”(3.1%),“?睢保2.6%),“媒体曝光”(2.3%),“行政处分”(1.4%),“其他”还希望得到一些财产和经济赔偿、合理分割家庭财产等(0.5%)。

(二)对受暴妇女的服务

实际得到过机构服务的受暴妇女居多。暴力发生后,在被调查的473名受暴妇女中有356名实际得到过机构的服务,占75.3%;有6成多的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接受2-3个机构的服务。有117名受暴妇女没有得到过机构的服务,占24.7%。有近两成的受暴妇女求助了却没有得到过机构的服务。而且不同机构调查(或不同地区)的受暴妇女实际得到的机构服务有差异,这种差异说明各地服务不到位的状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妇联”(29.1%)、“派出所/110”(19.6%)、“居(村)委会和乡镇政府”(18.2%)是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的三大主导机构,也是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三大主导机构。在这一点上,与受暴妇女的需求是相契合的!胺ㄔ骸保6.4%)、“对方的工作单位”(5.0%)、“庇护所/救助站”(4.5%)、“热线电话”(4.0%)、“社区家暴投诉点救助点”(3.9%)、“心理咨询机构”(3.4%)、“伤情鉴定中心”(2.7%)、“受暴妇女法律援助中心”(1.7%)、“工会”(0.7%),在对受暴妇女服务中起辅助作用。 各机构提供的服务中明显有某一主导服务:妇联是“记录”,派出所/110是“案情登记/报警记录”,法律援助中心是“案情登记”,居委会、村委会、乡镇政府、热线电话/心理咨询机构、施暴者工作单位是“安慰”,法院是“告诉如何起诉立案等”,庇护所/妇女救助站是提供“临时住所”。各机构主导服务有重合现象,主导服务之外的其他服务相对较弱。

机构提供服务时的态度主要是“热情周到”,也存在“敷衍了事”和“根本不管”的态度。在356名受暴妇女中,有323名受暴妇女认为机构提供服务时持“热情周到”的态度,占92.0%;有24名受暴妇女认为机构提供服务时持“敷衍了事”的态度,占6.8%;有4名受暴妇女认为机构提供服务时持“根本不管”的态度,占1.1%。即便服务态度很好也不能与服务质量划等号,提高服务质量是机构未来服务方向。

受暴妇女对服务的知晓途径有多种。在对服务的知晓途径中,传媒的作用、自己的经验和他人告知等是主要途径(分别占25.5%、24.4%、23.3%),而通过宣传单、小册子(占13.5%),机构转介(占5.6%),社区活动(占5.5%)等途径知晓明显不足。

受暴妇女向机构求助后,有5成以上的暴力停止或减少了,说明干预是有效果的;但是还有3成的暴力没有停止或减少,甚至加重,干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机构服务与受暴妇女求助之间密切相关;故欠裎鼙└九峁┓,其影响因素很多,根据数据,确定影响因素包括“年龄”、“生活地性质”、“上学年数”、“收入”、“暴力行为的次数”、“是否求助”。通过罗杰斯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是否求助”的回归系数检验非常显著(sig.=0.000)。主动求助的受暴妇女得到机构提供的服务是没有主动求助的妇女而得到机构提供服务的5.6倍;垢阆蛴谑鼙└九鞫笾盘峁┓。如果越来越多的机构不是被动等待受暴妇女上门求助,而是能够走出机构,积极寻找受暴妇女(比如通过社区活动),主动为受暴妇女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才是上乘的服务。 二、研究意义

上述调查表明,受暴妇女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机构在服务上仍然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机构没有为一些求助的受暴妇女提供服务;机构对受暴妇女的求助视而不见,服务态度欠佳;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的机构更多是传统机构,新型机构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服务机构干预的途径过窄,一些重要的宣传途径如宣

传单、小册子、机构转介、社区活动等没有很好利用;服务机构干预效果不理想,如有近3成的暴力没有停止、减少。造成这样的服务状况主要是因为服务机构不了解受暴妇女的需求及需求因个体性差异而复杂化,或者对受暴妇女的需求不重视,所提供的服务当然不能真正满足受暴妇女的需求;有关部门不认为受暴妇女是弱者,甚至认为家庭暴力属于私领域,公权力不必干预;服务机构也没有意识到不干预家庭暴力的隐患,即可能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虽然干预家庭暴力越来越被强调是现有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但是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保证这一社会责任的实现,如对于服务机构之间的相互推诿的问责;虽然多机构都在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但是服务缺乏整合,致使服务效果并不理想。

在上述许多对受暴妇女的服务所存在的问题中,笔者认为对受暴妇女的服务缺乏整合最为严重,它已经成为提升服务效果的制约和反家暴事业的阻碍,因此动意进行后续研究,尝试探讨对受暴妇女服务的整合模式。

依据受暴妇女的主客观需求,建立本土服务模式是必要的。这种本土服务模式一定是整合服务模式,通过模式建构,逐渐建立起本土的系统协调的服务机制。 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指社会将能够为受暴妇女提供服务的不同因素、不同部分、不同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受暴妇女服务的效果的方式及其研究。服务整合模式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对受暴妇女服务的基础框架,将现有的服务整合到这个框架中,服务整合框架强调增强观念认同和资源凝聚。 对受暴妇女服务整合模式研究的意义在于:和谐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命题,在传统和谐命题下出现的“打老婆”文化一直延续至今,而现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被理解为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环境。建构受暴妇女整合服务模式,就是调动社会力量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

建构受暴妇女整合服务模式也是“缩减社会代价”的有效途径。家暴行为给社会和受暴妇女带来的损失就是“社会代价”。受暴妇女整合服务模式可以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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